与武汉乘客同机-双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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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9日上午9点41分,“杭州发布”通报,1月28日杭州新增确诊人数19名,其中有2名,正是来自1月24日新加坡酷航的TR188航班。

该航班1月24日从新加坡樟宜机场飞往杭州萧山机场,当航班抵达的第二天,就已确诊2名新冠肺炎患者,现在,这个数字上升至4名。机上335名乘客中,有116人原本飞往武汉,但由于武汉航班取消,他们不得不选择其他航班回国,杭州成了他们集体选择的目的地。

一边是非武汉乘客本能的不安与担忧,另一边是武汉人害怕成为病源的忐忑与回国心切,在两难的抉择面前,谁来保护他们各自的权益?

记者 | 薛芃 驳静

“杭州的先下”

1月24日下午,戴永新一家三口很早就到了樟宜机场,没能买到口罩。远在杭州的大儿子头一天就告诉他,“最好买一点口罩”,他在酒店附近的大商场和几家“7-11”都没能买到。他们一家三口,直到飞机降落后,才从防疫人员手中领到口罩。与4位确诊患者共乘一机的他们,全程没有防护,对于能否顺利解除隔离,戴永新心中忐忑。

同样忐忑的还有徐可与父母。他回想起来,新加坡机场的安检“形同虚设”,尤其是没有测量体温,似乎对当前的疫情显得漫不经心。原本这架航班上有4个团,其他都是散客。其中的赵女士留意到,酷航更改过一次飞机型号,她后来怀疑,“是为了增加武汉改签杭州的116名乘客临时换的”。得知武汉肺炎疫情后,新加坡酷航决定取消1月23日到2月2日期间所有飞往武汉的航班,原本这些航班的乘客可全额退款或自愿选择酷航其他航班,飞往大陆其他城市及港、澳地区,或将机票无限延期。徐可一家是登机比较晚的一拨人,坐在飞机的后排。此时,前面的位子已基本坐满。5个小时后,飞机于1月24日晚上9点半落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一看表,比计划早了15分钟。机舱广播让乘客暂缓行动,按住了部分飞机一停稳就拿取行李的乘客。十几分钟后,上来2位身穿防护服的人。

受访者供图

波音787是宽型客机,有2个通道,2名防疫人员从通道一头开始分发“健康申报卡”。戴永新一家三口的座位在飞机中间一排,发到他们的时候,他问,“为什么不让空姐一起发”,他以平常国际航班乘务员发放入境卡为经验,想不明白为何发表格不能发得高效一点。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不要管”。跟经验老道的戴永新相比,徐可则“老实”得多,21岁还在读大学的他对眼前发生的这一切都感到新鲜。他以为,这些都是航空公司和机场检疫在非常时期的常规程序,和大多数旅客一样,填完表后,耐心地待着等出舱。从发表格到最终放行,大概花去一个半小时。飞机广播终于通知,“武汉乘客或最近去过武汉的乘客原地不动,其他乘客有序下机”。徐可坐在最后一个机舱,他跟着人流一点一点往前舱门移动,越往前走,他发现坐着的人越多,他本以为这些乘客只是不愿挤,但从他们身边路过时,低头瞟见,他们表格中“出境地”一栏,无一例外填的都是“武汉”。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整架飞机约有三分之一的座位,都坐着武汉人,远比猜测中多得多。那一瞬间,徐可心态有点崩了,本能地开始感到恐惧。1月25日这天,新型冠状肺炎通报的全国确诊病例达1975人,其它国家也陆续有诊症病例传出。人虽在“新马”,心思却被每天手机里的信息牵住,这么多“武汉出境者”,更使一家人感到不安。徐可没想到,在回家的最后一道关卡上,他们和一百多位武汉人共同处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长达7小时。“当时我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但已经做好了被感染的心理准备。我自己倒还好,就是担心爸妈,不是说好多被传染的都是中老年吗?”机场除夕夜

等他们到机场大厅,离飞机落地有1个多小时。

戴永新在饮水机处,碰到飞机上服务他们那几排的空乘小姐——11名机组人员,将与219名乘客一起被隔离。戴永新回想起,飞行期间,这位空乘曾试图为他们一家三口调换位置,但后来又放弃了。他于是上前问她,“是不是我们边上有武汉乘客”。这位空乘员长得很好看,也是杭州人,不过对她老乡提出的问题,给了一个以模棱两可的答案。

受访者供图

戴永新最后一次看到“武汉人”,就在到达机场大厅后不久。他本以为,下了飞机后,就没有机会与他们再有交集,没想到又看到了,是两位姑娘。她们出现在视野中时,左右各有3名“护法”,将二人护在中间。赵女士也看到了这一幕,她觉得这两位姑娘是“二十出头”,“围着她们的起码有4个人”。他们都是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一行人出现时挺引人注目,朝机场洗手间走去。

受访者供图

这之后,飞机上的“武汉人”和“非武汉人”彻底分开。原本飞往武汉的116名乘客被带到了更封闭的地方,进行更细致的隔离检查。凌晨3点左右,来了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说,116名乘客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其中7位有异常”。原本落地杭州的219名乘客,整个晚上都待在T3国际航站楼的一楼大厅里。越到夜里越冷,这些刚从热带国家回国的人也没带够衣服,徐可和父母把所有能穿能披的都套上,再加上机场发的毯子,可还是不够,就这么捱到了早上。上午10点左右,杭州市“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官方消息,称“飞机着陆后,2名发烧人员将送至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其余武汉乘客在机场宾馆就地隔离,219名其他乘客在市委党校集中医学观察”。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是国家三乙医院,也是距离机场最近的一家综合性医院。

受访者供图

戴永新听他儿子在网上刷到这条消息,不久,才得到工作人员的现场确认,来者说,先把大家送到宾馆去,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家。在机场度过不眠之夜的这219位乘客,终于可以前往下一站,正如公告所说,他们果真将前往杭州市委党校。按戴永新的观察,车队浩荡有七八辆车之多,5辆大巴,另有领队警车,每两辆大巴中间,又有警车做间隔。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目的地。此时,已经是1月25日中午,离他们落地萧山机场超过12个小时。这不安的一夜,也恰是除夕夜。隔离开始

杭州市委党校宾馆的条件不错,一人住一个标间,每天有送餐机器人定点送饭,需要任何生活必需品,在专门组建的微信群里发言,就有专人帮忙去买,包括大衣、外套。因为天冷,隔离观察又不能开热暖气,因此每人还会分到一个热水袋来取暖。被隔离的乘客和空乘人员要做的,就是每天定点测体温,上午9点半、下午3点各一次,确保身体没有不适。其他的大把时间都属于自己,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网络。

在萧山机场附近宾馆隔离的其余武汉乘客,也过着相似的生活,这样持续14天,其间不与任何人接触,除非感到身体不对劲要看医生。被隔离的第一天晚上,徐可发了低烧。他没有惊慌,很平静,因为在走出舱门时,他就预想到了这一刻的到来。徐可很快在微信群里联系了医生,体温37.8度,没有其他特殊症状,与冠状新型肺炎表征很大的差别是,徐可的喉咙发炎了,医生推测可能只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徐可想想也是,毕竟前一晚在机场冻得够呛。

受访者供图虽然徐可早有心理准备,但当母亲知道儿子发烧时,一下就哭了。一家三口的房间互相挨着,却见不到面,每天只能靠视频聊天,这一堵墙隔得好像有几千公里远似的。219名乘客里有不少孩子。赵女士的女儿才6岁,得以跟她住在同一个房间。漫漫14天,她哄女儿的方式是告诉她,“妈妈带你到另一个地方度假,咱们做一个游戏,在这里住半个月”。第二天,女儿就说想回家,赵女士只能继续她善意的谎言:“还不行,要半个月,游戏咱们不能输”。如果事先得知真相,她认为自己会选择“下飞机,只要舱门还没关”。隔离期间,她咨询了律师朋友,得到的解释是,航空公司对乘客有“安全保障义务”和“告知义务”。另一个她想不通的点在于,两批乘客即便上了同一趟飞机,为何将大家交叉混坐,而不是区隔开来?不过就像赵女士所假设,倘若真的被事先告知,他们当中将有多少人愿意继续搭乘这趟航班?这是个未知数。两种困境

酷航不是唯一做此选择的航空公司。

1月25日,马来西亚飞往天津的OD688航班上,有31名武汉乘客。北京人高珊告诉记者,飞机一降落,她就看到地面有十来名身着防护服的人,他们上飞机后,乘客才得知,同机原来武汉乘客,其中1位有发烧情况。在飞机上等待4个小时后,后排一位年长男性乘客被率先带离飞机,高珊注意到,即便此时,他也没有戴口罩,也没有被防疫工作人员要求做其它防护措施。被安排在最后几排的这31名武汉乘客,也只有部分佩戴口罩。第2天,高珊从网上得知,这位发热病人就被确诊了,并且“为重症病例”。1月27日,此31名武汉乘客又新增一例确证患者。也就是这天,微信群中的工作人员才松口说,“不出意外,需要隔离14天”。至今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所处何地。高珊从手机地图上揣测,他们应当是被隔离在天津手电筒厂厂区的一处招待所中。同是1月25日,又有3架载有本应飞往武汉的乘客的国际航班,降落在杭州萧山机场,分别是AK1574、CA734、MF8642,从马来西亚沙巴、泰国曼谷和日本大阪飞来,3个航班上共25名武汉人,其中有1名发热病人。第二天同一时间大阪飞杭州的航班,又延续了这种情况。

图片来自微博网友@巧克力乌龟

机上乘客经历大抵相同,打算返回武汉的乘客发现航班取消,不得已改签,落地或医治或隔离;而非武汉人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上了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在刚才的几个小时中并不安全。夹在他们中间是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是否应该将两拨乘客安排在同一班客机上?同乘一架飞机,是否应当做起码的区隔?是否应当尽到“告知义务”?是否应当发放口罩及提供其它防护措施?上述航班的乘客都提出了这些疑问。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如何保障武汉人的利益。1月27日,南航CZ380由日本名古屋飞往上海,上海乘客觉察到同机有武汉乘客后,向机场反应,不愿与他们同乘一架飞机。最终,武汉乘客得以单独飞回上海,接受检查与医治。

对遭遇“嫌弃”的武汉乘客来说,封城后有家难回,何尝不是艰难的困境。这种困境既来自同胞的排斥,也来自部分航空公司“不接受湖北旅客”的措施,疫情当前,留给武汉乘客的选择并不多。作为运送乘客的一线,如何兼顾湖北与非湖北乘客的利益,对航空公司来说也是个挑战。在“善待武汉人”的口号中,当身边真的出现武汉人时,能否真的如倡议般善待,又该如何切实地既帮助他们又保护自己?在疫情面前,人与人之间相互防备的界线究竟该如何把控?病疫边界和人道关怀又该如何平衡?面对即将到来的“返工潮”,这既是对个人,也是对社会提出的更大难题。(戴永新、徐可、高珊为化名,实习记者张佳婧对本文亦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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