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学习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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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学为何会以这样的憋屈形式与传统医学结合起来？
文｜海下
「买西药，好得快！」
「买中药，治本！」
「中西结合！」
这个广告大概代表了中国人对「中西医结合」的普遍认知，虽然这里的「中西结合」指的其实是中成药。一般来说，「中西医结合」并不平等，西医仅仅能「治症状」，中医才「治根本」。它们不光在大众广告里如此结合，在专业的药厂和医院亦然。
现代医学为何会以这样的憋屈形式与传统中医结合起来？
这又是一个历史进程的故事。
1929年2月23日，南京市民依然沉浸在年味之中，正为25日的元宵节筹备。民国政府的公务人员却有些隐隐不安，因为去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了《中央对普用新历废除旧历协助办法》，通令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民众团体废除旧历，元旦、元宵、端午等传统节日也一并改在阳历进行。
在这一天，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召开，会议一大主题正是要废止另一项延续千年的传统——中医。
会上，留日归来的医生余云岫起草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提案， 直言：「废止中医，乃国之大计。」「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最后与会上其他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取消了中医办学和发行刊物的资格，对中医执照登记也做了严格规定，采取渐进手段来限制中医，最终达到完全消灭中医的目标。
· 余云岫（1879~1954），名岩，浙江镇海（今宁波）人。早年在国内学习中医，后赴日学习西医，毕业于大阪医科大学。由此态度大变，激烈反对中医，归国后历任上海医师公会会长、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在医政两界都有一定影响，被视为反中医第一人
从1908年清王朝裁撤太医院以来，中医就逐渐被排斥到官方卫生体制之外，但政府发出全面废止中医的声音还属头一次，毫无疑问，中医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全国中医团体迸发出空前的反抗力量。3月17日，15省中医代表共281人齐聚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组团队乘火车进京请愿。
· 中医代表请愿团
代表团深谙国民政府派系林立的权力格局，绕开卫生部和主张废医的汪派人马，找到了一大票支持中医的高官站台。行政院长谭延闿在接见代表团时当场让中医为其把脉，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季陶、国民党秘书长叶楚怆、国民党元老林森等也先后表达他们对中医中药的支持。
最重要的支持来自蒋介石，他在接见请愿团时表态：「我对中医绝对拥护，你们放心好了。小时候，我有病都请中医看的，现在也常服中药。」接见虽只有短短5分钟，风向已向中医急转。
此后中医界又争取设立中央国医馆，国医馆是一个半学术半行政的机构，国医馆馆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焦易堂实际上成为中医界在政府上层的代理人。
1930年，国民政府通过《西医条例》，国医馆立刻草拟了《国医条例》以谋求同等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全国中医药的行政管理权收入专门的中医机构也就是国医馆的控制下。立法院通过后，却一直没过行政院这一关，因为此时的行政院长已非爱好中医的谭延闿，而是坚定的中医黑汪精卫。
· 中央国医馆甚至还开设了美国分馆
汪精卫对中医获得行政管理权感到十分不安，在1935年8月5日他致孙科的密函中，直言《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并嘱咐嘱孙科「设法补救」。
不料该函被媒体爆出，立刻遭到舆论界的口诛笔伐。灰头土脸的行政院不得不在1936年1月公布《中医条例》。虽然最终没有赋予中医独立的行政管理权，也没有将其与「国」挂钩，但中医的合法地位终于有了国家法律的承认。
在长时间的生存博弈中，中医团体积累了一系列斗争经验。
一方面中医开始建构自己的发展史与理论体系，比如大名鼎鼎的温病学派就是清末医者在中医学史中的追认；另一方面则是模仿西医建立了现代医学团体和医学培训体系。
传统中医有深刻的门户之见，医学教育只靠师徒授受或家庭相传，不同门派之间热衷同行相讥，鲜有结群合作的习惯。「有杰出之个人，无合力之研究」被认为是中医不振的主要原因之一。发挥组织化力量，才能增强，与西医抗衡，也成为中医界的共识。
· 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学典礼合影
20世纪以来，中医界出现了一大批学术团体和新式学校，各类中医期刊报纸也相继问世。它们发展迅猛的阶段，也恰逢中西医论战最激烈之时。比如1926年上海医界春秋社成立，这是一个以维护传统中医学、弘扬中医文化为宗旨的社团，其刊物《医界春秋》更是中医与废止派论战的舞台，成为中医界舆论之中坚。在强大的他者面前，一个中医共同体被制造了出来。
然而有了类似的组织结构，并不意味着中医的内在脉络能够向西医靠拢。现代中医的话语主要还是建立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在政府内部也是拉拢有传统文化偏好的高官，与国家卫生部门信奉「科学主义」的技术官僚抗衡。
在纯粹的医学理论和技术层面，民国时期的医者曾有过汇通中西的努力。但中西医的理论基础实在是扞格难入，一旦承认西方实证医学，整个中医理论都将瓦解，只剩下细碎的经验而不成体系。
另一方面，中医界对内部资源的挖掘也陷入了祖宗高明的老套路，一大批医者引入日本汉医及其所保留的中国古典医书，并重新阐释明清之前的古典医学。在这些现代复古医家看来，明清以前的中国医学尤其是医圣张仲景的理论非常高明，而后世一蟹不如一蟹，要与西医新学相抗衡，只有恢复古典学术一条路可走。
· 《皇汉医学》及其作者汤本求真。1927年，正当日本汉方医学濒临灭绝之际，汤本求真自费出版了50余万字的著作《皇汉医学》，该书主要采用日本古方派之说，以张仲景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为基础。此书问世不久，中国即有多种译本出版，影响巨大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更迭，资深中医黑余云岫感到前景一片光明，他在书中自白道：
共产党是坚固地把握辩证法唯物论的，决不会像蒋政权那班人，把二千年来传统的神话、古典哲学、占星、龟卜、唯心论、主观唯物论和庸俗经验论的杂货店样的旧医庇护起来、支持起来，增加反动势力，来和自然科学的新医学对立。
初期的卫生政策也确实给了他兴奋的理由。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余云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并参加中医组的讨论。会上他再次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草案，官方虽未接受，却得出了一个相对合他意愿的「中医科学化」方针。
· 毛泽东给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医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所谓「中医科学化」，本是30年代中医界自己提出的口号，是中医自主向西医学习的一项结果。如其代表人物施今墨所言：「吾以为中医之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医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别途。」
· 「中医科学化」的另一位中医界代表陆渊雷，与余云岫一直保持良好的私交
但到了新政权的技术官僚这里，它的意味就变成了以科学改造旧医，使之能融入现代化的卫生系统。卫生部长李德全提出：「苏联以前也有旧医，革命胜利后，即逐渐走上了医学科学化的道路。」「中医不科学的地方很多，也应随着时代而受科学的洗礼。」
贺诚和王斌两位副部长更为激进，贺诚直言：「中医对这个医学贡献得越多越好，但却没有可能长期存在，这个前途必须认清。」
· 主持旧医改造的两位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左）和王斌（右）
卫生部关于中医定出的最终管理方案，也明显是推它消亡的方向：中医药没有被纳入实行的公费医疗制度中，中药不在报销之内，大医院不吸纳中医；传统的师徒授受与父子相传的教育方式被禁止；中药的产供销无人管理；1953年全国92个大中城市和165个县登记、审查的结果，合格的中医只有14000多人。
在「中医科学化」号召下组织起来的中医进修和资格认证体系，同样反映着改造旧医士，请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意图。1951年底公布的中医进修学校二十二门课程中，只有《简要针灸学》、《简要针灸正骨术》和《中医学术研究》三门属于中医的范畴，比例仅为13%，若从总的课时统计上来看，除去实习的72个学时，三门中医课程总学时为123个学时，仅占整个课程学时的15%。
而在中医获取执业资格认证的考试里，四门医学必试科目有三门都属西医范畴。有亲历者回忆说，试卷上有一道题是「试述肾脏的功能」，一中医回答称「左者为肾，右为命门……」，被判了零分。
参加会议过后，余云岫志得意满，到处给中医同志们讲课，讲座题目如《在思想改造中怎样向科学学习》。
面对又一次存续危机，中医界却不再有二十多年前那种进击的气势，几乎丧失了反抗的心理。中医史学家曹东义在评价当年的他们时说：「令人惋惜的是与会的中医代表，都未能大胆地说明中医学是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他们大多只承认中医有某种经验，有的甚至连经验都抹杀了。」
这一次挽救中医的力量，仍然来自医学圈之外，只不过它并非一次有意识的营救行动。
1953年初，中央军委在军委卫生部设立了政治部，由《八一》杂志社社长白学光任政治部主任。白学光上任后进行了一次调研，发现了诸如浪费、医疗事故、部分人员的工作态度不认真等问题，并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
· 2012年的白学光
这本是一次反官僚主义的例行公事，与中西医之争没有任何关系。但毛泽东在看了报告后，认为应当在政府卫生部也做一次类似的调查，并委任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经济学家钱俊瑞主持此事。
经过钱的调查，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被捅了出来。毛泽东知晓后，严厉批评这种做法是「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1954年春节座谈会上，他再次高度评价中医：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归功于中医。
1954年6月，毛泽东提出：「要抽调100~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校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7月，他进一步指示：「今后最重要的首先是西医学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西医学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指出「积极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学，这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 奠定中医地位的《人民日报》社论
轰轰烈烈的西医学习中医运动就此展开。为配合学习开展，1955年，卫生部同时发起了对王斌、贺诚轻视中医错误思想的批判。当年11月，《光明日报》社论指出西医学习中医首先要从思想上摆脱偏见，端正态度，必须「采取全部接受的精神」，因为「中医学术在未经现代科学整理之前，是很难分别精华和糟粕的」，遇到自己不能理解和体会的问题，应该「反求诸己」，不能「一味质疑」。
依照这一精神，许多当年看不起中医的观点都被检讨。
如1935年就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存乎？废乎？关于中国旧医学存废问题的检讨》一文的废止派江晦鸣在1955年改弦更张，反过来指出魏尔肖细胞病理学的缺陷：「孤立的就细胞结构的这个机械结构来分析病态的组织，把人的生命归根到细胞。」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总结说：「很多西医认识到，过去听说中医治好了某些病的时候，就说这些病不治也会好，这是从成见出发的说法。更多的人检查批判了以往对中医的反对是盲目的，人云亦云的，随声附和地说中医讲阴阳五行，不科学，但是中医究竟怎样，实在并不懂。」
有趣的是，就像这场运动缘起于政治环境的偶然变化，这场运动的急速升温和收尾，也完全是出于外界政治环境的偶然：西医刚学了两年中医，中国就步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代。
1958年，各行各业都在飞跃，西医学习中医也不例外。原本少数精英化的离职学习进修，变成了从中心城市医院到乡镇卫生院「人人学中医，个个懂针灸」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在职的「西学中」班数量膨胀，绝大多数都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就办垮了。
60年代初，卫生部不得不提交意见，为西医学习中医运动降温。同时依照毛泽东「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的指示，创造出「中西医结合」这一新词，将「西学中」得到的工作经验吸纳其中，形成体制化。
最初提出废止中医的余云岫在1954年1月去世，未能亲眼见识这场规模宏大、统一医学的医林改错。为弥补这一遗憾，2006年，他的孙辈在其文集后记中写道：
祖国传统医学文化情结维系了祖父的一生，他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留下数百万字的中医药研究著作……今天的中医……超越了昔日的旧医，科学创新必将促进中医药的进步和发展……和谐共建中医药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刘洋《近代中医体制化历程（1919-1937）——以中医改进研究会为中心》
[2]樊岚岚《国医大师唐由之与中医眼科之发展》
[3]张红兰《建国以来国家中医药政策的历史回顾》
[4]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
[5]严金海《中医法律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个案研究》
[6]刘冠军《<皇汉医学>学术思想研究》
[7]郝先中《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研究》
[8]李经纬《中医史》
[9]皮国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
[10]宫正《新中国中医方针政策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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