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很正常-当疫情结束-才是心理问题高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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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必然会在可见的时间里消散,生活终将回到正轨,免费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们也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参加过汶川地震援助、深圳光明新区滑坡等突发灾害救援的隋双戈知道,当各种支持、援助慢慢地撤回,应激状态消除,一些真正的问题才会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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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哭的电话

大年初三,武汉的一位护士在心理援助热线里大哭。头一天,在她的科室,3位患者因新型冠状病毒去世,殡仪馆迟迟没有派人来接,遗体在隔离病房里停放了一整夜。第二天上班,她又戴上口罩,钻进隔离服,把自己封锁在这套塑料衣服里。太闷了,还有十来个小时的工作,隔离服外是隔离病房,那几具遗体还没有拉走,病房外已经有6位同事被感染。

一路坚持到了中午,护士的情绪突然崩溃了,科室主任想起了心理援助,赶紧让她去求援。

接线员很快把嚎啕的电话转给了卢林,武汉人卢林曾是三甲医院的神经科主任,在英国访学四年,现在一名心理咨询师和督导师。她正在为咨询师做督导,告诉护士:我一个半小时后再打过去。

从大年初一(1月25日)开始,国内多个心理援助项目陆续上线,蓝天联盟心理援助热线、简单心理平台、“武汉社工”公众号等,公布招募信息后,有近两千名志愿者报名。这些组织大多筛选出300-400名志愿者,轮流值班,用电话、公众号、微信群等途径,做免费的心理援助。另有几十名资深咨询师,同时担任督导师,为一线志愿者提供心理支持。

两位正在疫区隔离的疑似病例打来电话,他们都没有哭,只是语速飞快,说个不停。电话那头的情绪憋了很久,急需倾泻的出口。

一位求助者从武汉回老家,已经自我隔离了10天,他叫的外卖当天被拦在小区外,他又饿又崩溃,只能打咨询热线求援。

一个新生儿母亲在微信群求助,她和三个月大的宝宝一起隔离,母乳喂养。她有些低烧,喉咙干痛,怕万一自己染病,传染给宝宝。她想把母乳换成喂奶粉,但是买不到。自从封城开始,宝宝一直哭闹,一直睡不好。

疫情突然爆发,人们处在急性应激状态,感到压力、崩溃、做噩梦等,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攻击行为。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认为这是正常的,“急性应激障碍推荐的治疗就是不治疗”,要做的是心理教育,告诉人们,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打热线电话像贴创可贴一样”,简单心理CEO简里里说,现在的心理援助是陪伴、倾听、科普,帮助稳定化。让来电的人可以表达和倾诉自己内在混乱的情绪,提供一些必要的信息。提供情绪和信息上的支持。

对于那位新生儿妈妈,广州咨询师陈跃跃(化名)没法提供医学建议,她安抚对方的情绪,别害怕,别担心,焦虑也是会发烧的,不一定真的是疫情。宝宝是很敏感的小东西,大人情绪稳住了,宝宝也能安稳。可以去找社区社工等帮忙,看看能不能买到婴儿奶粉。

一个半小时后,卢林又一次接通了隔离病房的护士。护士的情绪已经恢复,电话里,她语气稳定。

卢林问,遗体运走了吗?护士说,运走了。

卢林问,北京和上海还有解放军的医疗队都来武汉了,都在支援你们。

他们没来!护士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们去了一线15个医院,还没到我们二线医院。

卢林赶紧又问:那你们科室人手够不够?

护士答,“全院都在支持我们”——她又找到了心理支援。

挂电话之前,卢林告诉护士,他们会把医院院长加到捐赠防护服、口罩的群——这也是一种心理援助,让她知道,大家都在帮他们想办法。

谁能做心理援助

在微信群里,陈跃跃发现,一些心理援助很快显现出无序,并不是每个志愿者都有做危机干预的能力。

有人在微信群里说自己低烧多少度,担心是感染了。有志愿者回复一条语音:“谁告诉你你感染了,你有什么证据说你感染了?”陈跃跃听完这条非常气愤:有些求助者可能还是青少年,被这样一吼,指不定会有心理创伤。

一位咨询师说,来,我们可以做一个正念疗法。随后转发了一连串链接,再就没了下文。很难讲有几个人真的点开了链接,屏幕上的大串术语让人望而生畏,咨询师哪怕自己语音发一个引导词,都会好许多。

“奥司他韦”、“莲花清瘟”有些志愿者在群里语音念药物名称都磕磕巴巴,听得人更加焦虑。很多社工、咨询师进群,更像是新人来练手的。

各种各样的人都进了群。有基督教士在传教,有人在教写符纸烧掉混着水喝,还有人在教跳灾舞,能把灾难跳过去。被管理者踢出群后,他们在工作组里抱怨:我刚刚没有做什么啊,我是真的觉得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多位咨询师担心2008年汶川地震时“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情况重演。李松蔚参加过汶川地震的灾后援助,他讲起,2008年5月、6月的时候,许多咨询师到灾区“蹭热点”,告诉灾区的人“你们有这个(心理援助)需要但你们不知道”,然后硬把人们带出来跳舞、做心理游戏,拿着大喇叭演讲。大家很反感,这些人不解决现实问题,做个秀拍个照,然后就走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次大规模援助跟汶川地震有一定不同。“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这跟汶川地震那种,咨询师主动跑到现场的情况不一样。这一次是被动介入,是打电话的人自己在寻求帮助”简单心理平台咨询师牛悦告诉GQ报道,在上线前,她接受了平台的统一培训,老师告诉他们,“把求助者的遭遇言语化,找人倾诉,非常重要。”

12年后,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已远远比当年规范,但又有了新的问题——

陈跃跃想起来,在入群前,她只是简单填了一个表格,写下经历和资质就报名成功了。她觉得群里或许有人拿了心理咨询师证,但没有实际经验,也有人拿的是十几年前的证。拿证太容易了,她常在朋友圈看到考证广告,上三天课,参加一个开卷考试,就可以发个证。

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陈仲庚临床心理中心主任钟杰副教授(中国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注册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提出现阶段心理援助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有“质量”的专业人员不足。现在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的人超过一百万,但“大部分只能算是心理学爱好者”。

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心理咨询师,需要接受包括职业伦理在内超过30门课程约1000课时的专业课程学习,在督导下与求助者一对一面询的时间不少于250小时,还要至少接受过资深同行的心理治疗(或被分析)不少于120小时。满足这样要求的咨询师全国大约只有几千人。

热线开通第二天,卢林遇到了咨询师过分“卷入”的案例。卷入指心理咨询师过于同情求助者,或者过于把自己的经历带入咨询过程。热线的一通电话限时50分钟,这位咨询师和求助者竟然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卢林有些生气,危机干预最重要的规则是节制、中立:“你把别人挖那么深……他跟你怎么收口?咨询师问了很多对方的信息,允许对方讲太多”。

卢林觉得这个行为太不专业了,请这位志愿者退出了支援项目。

恐慌是一种正常反应

心理咨询师尚登飞一度也陷入过恐慌。他是武汉人,上个月刚去过两次金银潭医院,他陪家属看病,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

这个月,尚登飞赫然发现金银潭医院变成了新型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他一度也觉得自己胸闷,怀疑已经被感染。

恐慌恐惧是人的基本情绪,是自我防御的基本反应。心理咨询师董毓慧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一线救治,她发现很多普通人面对疫情,最开始是观望,进而一旦自己有任何不适,都会往症状里套,而心理性的应激反应会导致生理性的应激反应。

这次做心理援助,董毓慧反复跟自我怀疑的求助者强调,目前确诊的症状有几条:一、持续性地发烧;二、持续性地咳嗽;三、白细胞低于6000、甚至4000以下;四、要结合肺部CT诊断,有条索玻璃状阴影显示,还要结合水泻症状。把这些症状告诉自我怀疑的来访者,让他们自己去排除,会让他们稍微好受一点,减少他们的心理压力。

一线的医护显然压力更大,最近一周,尚登飞因支气管炎又一次去医院看急诊,接诊护士穿着防护服,护目镜上全是水珠,神情疲惫。给病人抽血时,护士扎了好多次也抽不出血,病人抱怨,发生了口角,血最终也没抽成。

诊室内外,所有人都在讨论疫情。尚登飞主动和护士聊天,护士说,“你看我浑身都湿透了“,又说,“武汉已经失控了,武汉已经有10%以上的人得了这个病。” 数据或许来自谣传,但他能够从中感到护士的恐惧和失望。

恐慌也会传染,武汉封城之后,恐慌的心理急速蔓延,在腊月二十九,尚登飞去超市采购年货,发现所有人都在抢购。一对年轻的夫妻甚至往购物车里堆了十几箱方便面。而在一些咨询群里,一个人表达自己看不到病的焦虑,很快会引得众多群友的焦虑纷纷爆发。

心理援助在此时就是必要的,钟杰告诉我们,任何人在经历应激事件时,超过20分钟,皮质醇(一种激素)就会分泌,标志着人会启动长期应对。事件持续越长,损害是越大的(免疫力下降、情绪波动增加)。疫情持续越长,更多的易感人群会有各种各样的身心健康问题。

钟杰提起德国慕尼黑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证明,相对于没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接受过心理治疗的人,消耗的医疗资源更少、劳动力损失指标(旷课矿工等)更小、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在那之后,德国社保系统为每一位德国人支付每年200-300个小时的心理治疗费用。

心理援助介入的时间并没有一定之规,一些参与免费援助的咨询师认为,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中断不良的焦虑,才能更稳定地生活。

几天前,李松蔚应湖北卫视邀请录制一段视频,帮助处在恐慌中的人。在和编导的讨论措辞时,他提出一些不同意见,认为号召不要恐慌就是在强化恐慌。心理学中有“白熊效应”:如果要求人们不要想白熊,人们却一定会想到白熊。

“有的人总觉得不能放松,形势这么紧张,所有人都应该紧张一点。但紧张是为了让人采取必要的行动。”李松蔚在视频中说:“如果能做的行动已经做了,就不要再给自己增加烦恼。做点开心的事,没问题。剩下的交给时间,交给科学,交给自然规律。”

当潮水退去后

大年三十,陈跃跃接到闺蜜的电话。闺蜜的丈夫是名医生,在当晚奔赴武汉支援医疗一线。

闺蜜躲在机场厕所里,哭着给她打电话。闺蜜担心丈夫感染,就算没死留下后遗症怎么办,家里两个孩子都小,自己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带好?

陈跃跃听着她的哭诉,一抬头,电视里正在播春节联欢晚会,河南展厅里黄河边上的花全是由人组成的,她心想,“说好的要隔离,要远离人群的呢,现在这一堆人不是很危险吗?”

“那一刻我就绷不住了”,陈跃跃安慰完闺蜜,挂掉电话,坐在电视前大哭了起来。疫情越来越严重,此刻一家人滞留上海,回不到熟悉的城市。一旁的母亲和外婆也哭起来,陈跃跃心里知道,此时的大哭是好事,她就放任大家一起哭。

三个人一起哭了半小时,外婆突然说了一句:你不是做心理咨询的吗?你看看有没有事情可以帮忙。她很快报名做志愿者。她有过2015年尼泊尔震后援助经历,做灾后支援让她感到安定。

这次肺炎疫情中,许多媒体记者也和咨询师一样,从休假状态火速转移到工作状态,联系采访对象,对接需求,或者在网上不断转发最新的报道。应激干预专家隋双戈在采访中说,这是一种自我效能感,发现自己还很有用,能帮助到别人,本身就是降低焦虑、处理创伤的方式。

隋双戈、卢林等资深心理咨询师,他们还有一项任务,是预备处理一线咨询师的心理危机。咨询师黄玉飞在接了三个电话后,主动下线,她感到心情沉重,需要回到日常生活中。简单心理平台在心理援助项目培训时告诉志愿者,不建议一天接超过5个电话,不建议连续两天上线。

更多的咨询师还没遇到这种问题,1月28日,牛悦有4-5个小时都在热线上,但只接到了两个咨询,其中一个还跟疫情没有任何关系。跟充足的咨询师储备相比,求助者的数量不成比例。

在蓝天联盟心理援助热线已有的求助中,卢林粗略统计,医护人员来电不超过5%。她联系医生朋友,提出要进驻医院帮他们做心理援助。朋友们都拒绝了,一则没有时间,二则他们担心咨询师志愿者被感染。

1月27日,映心堂咨询师于玲娜组织了第一次网络团体心理支持活动。她在豆瓣、微信公众号、微信朋友圈等网络平台上发布援助信息,招募了50位咨询师志愿者,陆续有四五十人加入了求助的微信群。

下午2点,活动开始,视频会议室打开,于玲娜发现,真正通过群里的链接点过来的人,只有个位数。一些头像进来不久没说话就走了,还有几个一直保持沉默,没有任何一位求助者打开摄像头。

两个小时结束,于玲娜帮助了两位求助者,但显然,大部分求助者仍然在观望中。

在不出声的求助者背后,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庞大问题。无论蓝天联盟心理援助热线、简单心理平台、“武汉社工”公众号,所有的援助信息都是在网络发布,信息的接受者显而易见——他们是有心理学认知的,受过教育的、熟练使用社交网络的群体。

但就像“湖北不只有武汉”一样, 在城市之外的更广袤地区,于玲娜提醒我们,还有大量的特殊群体——贫困人口、残疾人、独居老人、独居儿童,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定是相当艰难的。“如果在大城市,也许还有人会看到他们,关心他们。如果在农村里,周围都是熟人,也能得到一定帮助。但如果这些人在不上不下的小县城呢?”

疫情必然会在可见的时间里消散,生活终将回到正轨,免费援助的心理咨询师们也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参加过汶川地震援助、深圳光明新区滑坡等突发灾害救援的隋双戈知道,当各种支持、援助慢慢地撤回,应激状态消除,一些其他问题才会渐渐显现。例如对疫情的不断回想,对人群密集的地方恐惧等等。

“那可能才是心理问题的真正高峰期。”隋双戈说。

在此,我们希望正在经历疫情的人们,能够积极关注自身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并及时进行自我调节或寻求专业帮助,以健康的身心状态面对未来的生活,与此同时,也希望心理咨询机构能够关注疫区民众的后续心理状况。

今日推送次条,对面对疫情压力时的心理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应对建议,详细内容,请移步次条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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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于蒙、刘敏、张炜铖、戴敏洁

编辑:刘敏、于蒙

运营编辑: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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