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死！武汉一线记者口述实录

From

数据来源：新浪武汉肺炎疫情实时追踪

截至1月29日7时，

全国新型肺炎个案确诊5515例，

目前患者数字仍呈现上升趋势。

（画面来源：林晨同学Hearing）

武汉成为全球新闻的焦点。

和许多医护人员一样，

各大媒体从业者，

也第一时间“逆行”来到武汉，

展开新闻报道和追踪。

采访对象肖像（左起）：

敖慕麟、任江波、赵云飞、刘海川一条采访了4名现时在武汉一线的媒体人，他们来自不同传媒机构，有进出武汉两次、见证封城前后的90后新人记者；也有从业13年，不畏感染、只怕不在现场的资深前辈。有穿上防护服、走进隔离病房最前线的深度报道记者；

也有前新闻主编“临危受命”，

一个人扛起电视台一天的现场报道。

今天，我们能安坐家中，

全方位地掌握疫情资讯，

离不开他们在当地，

把一个又一个最新最有价值的消息，

从武汉传播到全世界。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阿玛蒂亚·森所说：

“新闻自由，

是灾难最大的救助者。”

编辑莫竣威江雁南

赵云飞（图片来源：CGTN）

“陌生人的留言，让我意识到：

我现在处在全世界新闻的最中心。”

赵云飞-英语记者 从业3年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

我是1月19号到达武汉，正好是第二宗死亡案例公布的前后，到现在已经待了超过一周。

前往武汉前，赵云飞在郑州进行春运的报道工作其实1月11日的时候我也来过一次，但当时没那么严重。第二次来武汉之前，我一直在郑州做春运的报道以及香港选题的策划。我当时预计只会在武汉停留3、4天，就该飞去香港值班了，今年春节本身就计划在工作中度过。所以我行李也没带多少，就备了3、4天的衣服。谁知到了武汉，每天新增病患的数据开始猛涨，后来又开始大面积的交通停止。

1月23日10点，武汉汉口火车站暂时关闭

这一周以来，我是看着武汉城区的变化：从一开始大家没有什么防御措施，接着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直到钟南山出来说，病毒会人传人。第2天早上出门，我的天啊！几乎没有人不戴口罩，你不戴口罩就是一个异类。

包括我们去开记者会，全场记者都戴了口罩，很多眼熟的同行，我根本就认不出来谁是谁。

我们入住的酒店，门前有一条很热闹的小吃街。武汉人吃热干面、臭豆腐，都是用纸碗端着，一边走一边吃，吃完就把纸碗一扔；酒店刚入住的时候，里面还播贺年音乐。慢慢直到有死亡的案例出现，开始封城，市面就逐渐萧条起来。

报道团队在去直播连线的路上

我们是CGTN第一个到武汉的报道团队，是四个男生。除了司机师傅之外，其他三个都是90后，我是记者，另外两个是摄影和制片。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这场疫情让大家的社会关系反而更近一些。像我们跟酒店的人沟通，他们知道我们是记者，对我们很好，帮我们解决了一日三餐；以前到外面用餐，点菜、吃饭、结账就走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和老板都会相互交流。我们在正在兴建的火神山医院工地采访，总工程师跟我们说，他现在顾不上这么多，这个医院他就得一个礼拜建好。

1月24日年三十那天，晚上需要到在武汉市肺科医院进行采访。午饭的时候，小伙伴自己生怕之后会发生点什么，我就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们就不喝酒，喝这个算了。我们用抗病毒口服液，碰了个“杯”，算是很有仪式感地过了节。

在医院进行采访（画面来源：CGTN）到医院做采访，我们去了一个隔离病房。必须要穿防护服进去。一套大概有7件配件，它是连体的，衣服有两层，然后口罩、帽子、眼镜、手套、鞋套。穿防护服很麻烦，它必须在一个指定的小房间里面穿。防护服穿好后，鞋套穿上之前，脚不能落地，才能保证彻底的隔绝病菌，还需要有别人的帮忙，在我身后把衣服系好。折腾了20分钟，我算是穿上了。不一会儿已经觉得很闷热，密不透气。

医生穿防护服的速度非常迅速（画面来源：CGTN）但是对于那些ICU的大夫来讲，他可以很快的速度，大概5分钟就自己全部穿好，非常专业。而且医生穿了好几套之后，还得在那个环境之下，去治疗病人。尤其是近视的大夫，本来就戴了一个眼镜，然后又套了大护目镜，如果再出汗，热气一喷，眼镜全是湿的，视线可能就变得模糊，但在病房又不能摘下来。

医护夫妇与儿子进行视频通话（画面来源：CGTN）

在ICU采访，我们遇到好多案例：一个医生，他初八就要结婚了，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就得把婚期给延后；有一个护士，是个小姑娘。她说你别拍我，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告诉爸妈，我来了重症病房工作。

碰到了一对夫妻，丈夫他是ICU主任，妻子是发热病房的护士，他们在两个病房，很少见到，大年三十夫妻唯一一次见面，就是两个人给他们儿子，打了个电话，祝他新年快乐。

这个发热病房的护士谈到自己没有照顾好儿子，她就哭了。他们宣传部的人就跟我说，哭的这段别播出去，因为怕这会显得他们很懦弱。

但我的考虑是，我们都是人啊。当你在极度高风险和紧张的情况下工作，确实很容易崩溃。为什么不能呈现给观众？需要让大家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画面来源：CGTN）这一周，我做了无数的电视直播连线、电话连线，然后突发新闻的文字推送、新闻故事的采写，新闻发布会的跟进等等。我来武汉之前，并没有跟爸妈讲。因为我这3年一直在出差。以前刚从业的时候，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会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会这样了。

后来疫情严重了，我才跟他们说，我在武汉。他们嘱咐我，多注意安全，没有再表示过任何的焦虑。虽然我知道他们内心是很担心的，但他们不会开口说。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包括拜年的短信，我现在都没有办法一一回复。最感动的，是微博上有好多我不认识的人，给我留言，然后让我多保重。

微博上的留言

刚刚我就看到一条评论说，她妈妈就在重症病房里，因为一直不能进去探病，她一直没有看清医生们的正脸，只能听到他的声音。正好看到我的采访，她才终于知道，治疗她妈妈的医生主任是长什么样子。感谢我做了这样的报道。

我就突然间意识到，原来我的报道是对每个人都很重要，因为我现在处在全世界新闻的最中心。

任江波（左）“如果感染了，就把自己隔离，

多休息、多喝水，也不告诉家人。”

任江波-深度报道中心记者从业6年

红星新闻（四川）

1月20日，武汉的疫情变得严重，我曾经在武汉念大学，在那儿待过7年，也有很多亲戚朋友在那里，便主动向报社请缨。21日下午5时，我从成都出发前往武汉。

我是19年8月刚刚加入红星新闻深度报道中心的记者，再过一个月满30岁。

武汉封城后的24小时（画面来源：林晨同学Hearing）去武汉之前，我打电话给了我表姐，她在武汉的一家三甲医院当眼科医生，当时她告诉我情况已经不好了，据她了解，眼科医生都有感染的。由于发热门诊的人太多，他们的办公室也被征用，还跟我讲了一个被感染医生的事例。我也和妈妈、老婆打电话交代了下。妈妈在湖北襄阳、老婆在湖北孝感。他们当然反对，但也知道我执意要去的是劝不住我的。

封城初期，武汉本地的药房部分药物出现缺货

我所有带的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和一个小挎包，带着换洗的内衣、电脑和采访本。当时知道武汉缺口罩，我就带了五六个PM2.5的口罩，这个可以反复多次使用。

另外带了五六包外科医用一次性的口罩，每包有十个。还有几盒奥司他韦，这个在成都也已经很难买到了。我吃了几天，后来都说这个只是防甲流的，其实没什么用。

我刚开始还是比较淡定的，判断当时的死亡率不是特别高，而且去世的都是七八十岁，并伴有其他并发症的老年患者。我觉得只要防护措施到位，并且休息充足、免疫力强，没有大碍，不用过分紧张。

封城前一晚的武汉

刚抵达武汉的时候，武汉和我想象中差不多。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很了解这里的人。典型的“不信邪，不服周。” 紧迫感还没有外地强（不服周，是湖北人说话的特色词汇，常用于不服气和不甘心的时候）。

21日抵达当天，同学来机场接我，我们一起吃饭，路上走，行人也没多少戴口罩的。最开始的两天采访，我们的防护措施也只是口罩。

在华南海鲜市场附近采访22日，我和同事兵分两路，各自跑武汉的几大医院，海鲜市场还有汉口火车站。我在医院采访了一天，包括武汉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和金银潭医院。见到门诊大厅里都是排队打针的病人，挂呼吸科的号就需要排5、6个小时。由于缺乏试剂盒，很多人病情不能诊断出来，医生也无能为力。

隔离病房内医护人员与患者（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我们心里清楚这几天都是在风险最高的前线。我们尽量在医院不待太长时间，待一段时间就多出来透气。而金银潭医院作为隔离医院，记者是根本无法靠近的。

1月23日大年夜那天晚上，我在中南医院的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休息室里，和医生护士们一起吃了年夜饭——就是盒饭和酸奶，并且用酸奶碰了个杯。除了日子特殊一点，其他都和平常正常值班一样。我也是回到酒店看网上的视频才知道，有些医院的医生因为高强度的工作，情绪崩溃嚎啕大哭。

与中南医院医护人员吃年夜饭（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休息室里的消毒做得很好，24小时的紫外线消毒，可以不用戴口罩和穿防护服。在中南医院里，物资没有到匮乏的程度，但还是非常紧缺的。防护服是一次性的，每天平均要消耗三套，口罩供应也很有限。

在火神山隔离医院施工现场采访1月24日，我去了武汉正在加紧建设的火神山隔离医院现场，那也是我第一次做直播，自己拿手机拍摄。第一次感到紧张是1月23日封城的那天，凌晨2点多同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朋友的亲人确诊后去世了。另一次是1月24日，在医院采访时为了避免使用客梯，我去用货梯，上面写着患者通道。电梯停靠开门后，迎面而来的是一位穿着防护服的护士，手里拎着一袋医用垃圾，而我仅仅只是戴了层口罩，觉得自己暴露在病毒里，当时真的心有余悸。大年夜晚上11点，我给老婆打了电话，12点给妈妈打电话。这几天妈妈一次都没有联系过我，怕我前线很忙。出发前只提醒我，“这两天你可以不打电话，但给我发个微信，不管发什么都行。”

采访武汉社区应急网约车车队尽管封城了，我也没想过离开武汉，离开了又能去哪儿呢，这个情况也不能回家见家人。除了跑新闻，我的信息获取也是来自朋友圈和微信里的各个群。尽管身处最前方也是有盲区的，我们看到的视野比较窄，前方的真实是有限的真实，网上的信息是全方位的。这次能够分到前线部门我很开心。我也想过要是感染了，就把自己隔离，多休息、多喝水，也不告诉家人。做记者这么多年，经历过媒体行业的兴衰变迁。但我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传媒，不做记者。这依然是我热爱的行业。

敖慕麟（画面来源：凤凰卫视）

“临危受命”的我

一个人顶一个团队

敖慕麟-前新闻主编从业7年

凤凰卫视1月24号，现在我接受一条采访的位置，离这次疫情的核心区华南海鲜市场大概10分钟车程。我是武汉本地人，这大半年我一直生活在这里。其实2017年我已经离开了传媒行业，去从事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我大学是读新闻的，之前在凤凰卫视做过记者和新闻主编。这次能参与到疫情的报道中，对我来说很突然。1月23日，也就是武汉开始封城那天，我是被前同事的来电叫醒。虽然我在武汉，但封城的消息也是他们告诉我才知道的：武汉今天开始公共交通暂停，飞机、火车出城的通道会陆续关闭。

封城后的武汉市面这在我的印象中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前所未有。因为公告在凌晨两点发出，很多人都在睡梦中，根本不知道。那天还是工作日，有朋友早上还照常去上班，结果在途中被单位通知说赶紧回家休息。9点半接到电话，凤凰卫视的同事说，10点钟的正点新闻直播，想跟我做电话连线报道。对于封城，我完全来不及震惊和思考，接到电话以后穿上衣服就下楼了。

一个人用电话进行视像报道（画面来源：凤凰卫视）我先在住的地方逛了一圈，观察周边的情况。往年除夕，交通还是挺繁忙的，大家都在办年货。现在路面上的车流量大幅减少，有些餐厅已经关门停业。到了10点，我跟主播连了线，现场阐述了一下我在武汉看到的情况。当时有一点紧张，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我很久没有做连线了。我没有摄影师，没有团队，全程都是我一个人。拿着手机、自拍杆、耳机，用最简陋的设备，完成采访、出镜、直播连线报道，做了两条视像报道，三条音频报道，两次电话连线、还有两次的视像连线，当天一直工作到深夜。

武汉市民在药房购买物资我也去了周边拍视频素材，包括路面、地铁口、市民在药房购买防护物资等等。当时药店里面有人不戴口罩，有民众就去劝他，但是他还是不听。药店店主告诉我，他卖的一次性的外科口罩50个一盒，50块。他就说一句，这个价格肯定是跟平时一样，我们关键时候肯定不会”发国难财”。

武汉地铁贴出停运公告

我主要集中报道市面的情况，没有去医院，因为我的防护措施只有口罩，必须避免很多不确定的情况，要保护自己，对自己负责。秋冬季节，本身感冒、发烧的病患就多。事实上一月初的时候，我也曾经有咳嗽、发烧的症状。当时去医院看病，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没有什么炎症，查了甲流是阴性，拍了胸片也没有问题，现在是好了。

与新闻节目进行视像连线（画面来源：凤凰卫视）那时候看症的速度很快，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因为都是网上预约，然后到时间就去。那几天武汉已经是在通报新型肺炎了。我当时看到医院里面呼吸内科的医生，每天接诊量很大，但包括医生也好，病人也好，防护措施并不充足。有些病人是没有戴口罩的，包括我自己也是。

与新闻节目进行电话连线（画面来源：凤凰卫视）

有很多朋友看到我在凤凰的报道，大家第一关心是我的身体状况。24号开始，台里面也陆续派采访团队过来了。理想、使命先不谈，我现在最希望的是，把我看到的以及我了解到的情况，能够及时地传递出去。

因为这种公开的、透明的信息流通也是防疫很关键的一步。

刘海川

“在武汉并没有太大的担忧，

毕竟去现场就是记者的天职。”

刘海川-报道总监从业13年

界面新闻

封城第一天，在武汉火车站看到的情景让我瞠目结舌。我曾经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8年，我很熟悉这里，对这里也很有感情。武汉人是很热烈的，从他们说话时的大嗓门就看得出来。

年近岁晚，本应热闹的年货超市，因疫情出现人流稀少（图片来源：界面新闻）

但那天晚上9点多，火车站空空荡荡，陆续有火车抵达武汉，人们说话都很少，大家都很沉默，这极不符合武汉气质，而且所有人走路都非常急。

出租车也变得不一样，首先我坐的出租车不打表。你告诉他去哪儿，价格涨了两三倍。我们问他：“这么严重，为什么出来跑出租？”司机说，“都待在这儿了，出不出来都一样危险。”我瞬间觉得这个城市我不认识了，处在一种惊惧的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封城后的路面几乎没有汽车封锁的措施一日比一日更严格，1月24日是到处都在测体温；25日，市中心城区不让机动车运行了。未来还会逐步地升级，但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武汉的基本生活怎么保证、又如何运转。比如很多患者，不仅仅是肺炎患者、疑似感染者，也包括其他病人、出行不便的人，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如何解决。这都是问题，然而这个城市是没有做好准备的。同事们给我凑齐了一些防护措施，武汉前线包括我在内总共有三位同事，我们自备了N95的口罩30个、护目镜4个、防护服10套，这是能带来武汉最大的量，但我也知道这显然是不够的。

采访的新型肺炎疑似患者爱写诗，她说康复后想继续写（图片来源：界面新闻）24日大年夜这天，我们采访了一个疑似患者的家庭、一个普通家庭，也去采访了医院和在建中的火神山隔离医院。采访疑似患者家庭，他们的状态是很挣扎的，大家不知道未来的命运在哪里，像大海上随波飘荡的小船，大家不知道会遭遇什么。大年夜那天，我和同事们也没有吃年夜饭，下午吃了碗牛肉面。整个武汉也很寂静，这就是武汉大年夜晚上的状态。

1月28日，刘海川进入新型肺炎的定点收治医院

武汉金银潭医院进行采访

我做了十多年的记者，过去多是跑法治、调查和特稿，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跑这种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在武汉并没有太大的顾虑和担忧，毕竟去现场就是记者的天职。

但25日这天，我觉得我和同事心态都有了微妙的变化。就好像有点臆症，老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发烧，我每隔几十分钟就跑到酒店前台去测体温。

1月28日的武汉市面我在朋友圈写过一段封城第一天的感受：武汉，封城第一日。人们的对话很少，语言都埋在薄口罩下。火车站空空荡荡，霓虹灯无力地照亮地板，在寥寥的乘客出站后，检票员沉默地拉上了门闸。出租车司机也一路无言，他打开音乐，试图缓和车内令人不安的寂静感。他又关了它。我会问这里的外乡人，为什么不赶在封城前回家。他们说，不出去，不给外面添麻烦。这是一座城池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