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团年的武汉家庭-这时候你才发现亲情之重-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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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但终归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大家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除夕之夜,我把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置了顶。 撰文丨余婷婷摄影丨尚飞编辑丨王波 金赫出品丨腾讯新闻谷雨工作室

1 我妈,一个像方方小说里的武汉女人,性子泼辣、直爽。腊月二十九那天,她决定给我大伯打电话,商量取消整个大家族在大年三十中午的团年饭。 我们家和很多湖北家庭一样,习惯在中午吃团年饭。我爸有一个哥哥,三个妹妹,往年总是一起过年。而今年,因为武汉封城,我滞留杭州;堂嫂则正怀孕,预产期正月初七,临盆在即。堂哥获悉,由于疫情发展过于迅速,为了防止感染,省妇幼保健医院已经不再接收孕妇。 团年饭取消后,堂哥立即收拾行李,开车带着一家人回到大悟老家,托人联系县城的医院。 我56岁的爸爸,爱热闹,嗜酒,眼下不得不接受这顿可能是三十年来最冷清的团年饭。 “这是你长30年,第一次春节不回家。你在杭州自己搞热闹点。”我54岁的妈妈在视频里对我说。 她坐在餐桌前,穿着黑底黄玫瑰花的居家棉袄,挂着红色围裙,两鬓的发根是白色的。桌子上摆了七八盘菜,莲藕排骨汤、凉拌毛豆、糍粑鱼,还有黄陂肉糕。镜头转向我爸,他指着桌上的五粮液,爽朗地笑着,“今天过年,我们开了一瓶狠酒。” 我家在汉口,普通家庭,爸爸是个体户,辛苦了三十多年,没赚到什么钱,但也没有委屈过我和弟弟余俊。无法回家和他们团聚,为了让气色好点,我打开视频前还画了妆。 我爸给我妈倒了半杯白酒,举起杯子,对着手机镜头说:“这就算团圆了。” 对他们而言,今年最大的慰藉,是余俊和妻子陈静如约返程,还吃上了这顿来之不易的团年饭。

这顿饭几乎是“抢来的”。1月23日一早,我爸在手机上看到弹窗信息:上午10点,武汉将正式“封城”,离汉通道全部关闭。短暂地恐慌之后,我妈立即决定去菜市场“囤货”。一进市场大门,她发现附近的市民都在恐慌性抢购。菜价应声飙涨,多数青菜在20元一斤,一把蒜苗接近100元,仍然被抢购一空。 一位保安在门口拿着喇叭喊:“请大家戴好口罩,菜市场10点休市。”疫情发生以来,我妈第一次感觉“事情很严重了”。这和17年前非典肆掠的时候如出一辙——她曾半夜三点爬起来,和隔壁的阿姨一起去药店抢购板蓝根。 拎着莴笋、白菜、毛豆等蔬菜回家后,她仍不放心,立即戴着口罩,折返到小区门口的流动摊贩,买走了剩余的包菜和花菜。她盘算了一下,这些足够一家人吃到初七。 为了应对接下来可能的“持久战”,余俊决定去采购一批感冒药。但小区门口人头攒动的药店,抗病毒的奥司他韦、感冒药、口罩等已在上午10点售罄。 我们一直住在汉口。2010年,我爸买下现在的房子。这几年,我爸和我妈的兄弟姐妹相继在周围买房。我妈形容,我回到武汉,沿着巨龙大道往西的每个小区,都有人留我吃饭。而这次疫情风暴眼中的金银潭医院,距离我家不过十分钟车程。我妈上班的地方,则在医院隔壁。 大年三十,武汉下着雨夹雪,阴冷潮湿。无事可做,困在家里的时间变得漫长而难熬,他们守着电视看了一整天《天龙八部》。除夕夜,我置顶了此前长期屏蔽的群“相亲相爱一家人”,逐条听群里50秒左右的语音,重复看表兄妹们发来的孩子的视频。

按照守岁的习俗,家人依然一起等到零点,我爸还带着余俊下楼烧了点纸钱。 “祝群里所有的宝贝都能健康平安地长大。”新年来临那一刻,我妈在群里说。我哭了。 我爸和我妈都在大悟与武汉交界的农村长大。大悟是孝感市所辖的县,离武汉一小时车程。因为出过37位开国将军,大悟和临近的红安一并称为将军县。我妈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他们那一辈亲戚,差不多都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从农村到武汉谋生。 我和余俊在武汉长大,上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甚至同一所大学。他在珞珈山上与恋人相遇,从校服跑到婚纱。 这座城市的热情、坚韧、粗糙和市侩,都是塑造我们的一部分。

2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能理解,事情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这应该也是多数武汉人的感受。 2019年12月30日,我在泰国清迈旅行,在微博上刷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的新闻,心里一惊。集中爆发病情的华南海鲜市场,紧邻我的高中。周边小区密集,我不少初中同学和老师住在那一片区。 华南海鲜市场以前并不算市中心,近十年来,城市不断扩容,它才逐渐成为汉口的几何中心。尽管周边不断拆迁,市场仍保留至今。华南果品批发市场和海鲜市场隔了一条铁路,正对着武汉一中的大门。我们的教室在五楼,从窗口每天都能看到车辆进进出出,火车轰隆隆从楼群中穿过。每到春节,我爸总会去买几箱冰糖桔。 疫情暴发前,没有武汉人认为这种城市格局不妥。汉口是商业重镇,熙攘的汉正街就坐落在城市正中心。它们存在太久,我们就习以为常。 最先感知到疫情的人是我叔叔,他在市场附近当快递员。“先是看到新闻,然后公司开始警觉,派发了口罩。”不过,这个口罩戴了半天就被他扔了,因为“路上没有一个人戴”。他一直工作到1月16日,随后离开武汉去了安徽,“直到那时候,市场周围也一切如常,大家都在办年货。” 1月20日以前,身在武汉的家人都觉得“这不是个什么事情”。“知道,新闻里播的,就几例,不传人,武汉一切正常,没人戴口罩。”每个人都这样告诉我。1月18日以前,我妈仍然每天挤公交去金银潭医院附近上班,公交车上几十个人,站都没地方站。医院很安静,有救护车进进出出。而我爸在元旦后停止工作,每天和附近的朋友一起打麻将。 最警觉的是在香港读博士的余俊。肺炎被查明是冠状病毒引起的那天,香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在这座人口密集的城市里,被SARS支配的恐慌蔓延开来。人们涌入药房、屈臣氏抢购口罩。很快,海外出现确诊或疑似病例。余俊将各种中英文新闻截图发到群里,提醒父母注意。 “电视上说他们都被隔离了,传染性不高。”1月中旬,我妈打电话告诉我。那几天,她和我爸还回过三次老家,参加了几个乔迁、满月的酒席,给农村的房子添置了沙发。“就你们大惊小怪,武汉人山人海,啥事没有。”她强调。 不过,挂断电话,她在群里嘱咐我们“多穿衣服,感冒发烧就得检查了,身体很吃亏”。2003年非典期间,余俊突然发烧,经历了严格的抽血化验、隔离诊断。我妈觉得这个过程很“吃亏”。 确诊人数很长时间没有增加。他们更强烈的感受,是日益浓厚的春节氛围,路灯上挂了红灯笼,商场里重复播放着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我爸腌制了腊鱼、腊肉和香肠,还跑去海澜之家买了一身新衣服。我从网上订购了两箱葡萄酒。陈静的弟妹和妹妹都在2019年生了宝宝,准备过年摆满月酒。为了家族里接二连三的喜事,陈静和余俊买了1月21日回武汉的票,提前三天回家。

事情急转直下,是从1月19日开始的。那天,钟南山到了武汉。一份钟南山的行程表在微信群里流传。初中群里,一位同学@语文老师,“2003年,李老师让我们背感动中国十大人物钟南山,17年后,他居然为了我们华南海鲜市场来了武汉了。” 那两天,武汉市的确诊人数突然增加了136人,不安的情绪开始蔓延。我感觉不对劲了,立即上网给家里买了N95的口罩。 1月20日,钟南山披露“14个医护人员被传染,肯定人传人”。疫情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狐疑,这是不是第二次“非典”。上午10点,一位武汉的朋友已经到杭州东站,现场退了票。“带着孩子,我怕了。我妈怨我也没有办法了。”她说。 我爸妈开始感觉紧张。“要不你和余俊都别回来了,等开春了回来看樱花。”她给我打电话时,语气里充满失落。不过,她仍然告诉我,“小区里很多孩子满地跑,湖边的广场舞也照跳,并没有人特别紧张”。已经在安徽的叔叔,也在微信上问同事,得到“路上一半人戴了口罩”的回复。 那一天,香港已经宣布密切监控武汉飞来的航班。担心余俊返程受影响,我劝他留港。“我还是回去吧,退一万步,还可以帮爸妈搞防疫。”他沉默了片刻,平静地说。“戴钟南山同款口罩,没事的。”他安慰我。

余俊(左)和陈静(右) 图片由作者提供

3 如同堤坝溃败,蓄积的洪水突然漫入城市一样,在家人们的感知中,武汉疫情后来的恶化速度,似乎是以分钟计。 1月21日上午10点,余俊先去见了导师。导师告诉他,他老婆是湖北随州人,几天后,他计划带家人从香港直接飞回家。临走前,导师提醒他戴口罩,注意安全。余俊跟往常一样从西贡出发,坐巴士转地铁,从福田口岸出关,再乘坐地铁4号线到深圳北站候车。离港前,他去了屈臣氏,发现人们整筐整筐地买口罩,N95已经售罄。他买走了最后的4盒普通口罩,又去药店买了一些感冒药。 在开往武汉的高铁上,余俊戴了两层口罩,其他大约一半的人没有任何防护。考虑到公共交通更容易传染,晚上八点半,我爸妈坚持开车去武汉站接儿子。群里的氛围立即紧张起来。经过商量,我们让父母待在车上,余俊走到停车场,更换新口罩再上车回家。 晚上11点半,陈静从北京坐高铁到汉口站。他们再次去车站迎接她。路过华南海鲜市场,我爸指给余俊,“喏,就是这里。”市场已经封闭,只看见蓝色招牌。当晚的汉口站,人潮如织,和往年春运没有太多不同。广场上灯火通明,许多等车的人仍然没有戴口罩。12点多,他们全部到家。 1月22日,疫情已经极速恶化。我爸妈依然带着儿子儿媳返乡祭祖。农村当时没有任何警觉,绝大多数村民刚从武汉回来,没有人戴口罩,走亲戚与聚餐照常。电话里,余俊和我聊起对武汉周边农村防疫的担忧,它们几乎在“裸奔”,一旦病毒扩散,几乎是灾难性的。 下午两点。我在武汉的高中同学突然在微信上惊慌地问我:“木木发烧了怎们办?38.6度。”木木是她三岁的儿子,2019年已经因为肺炎住院两次。“两天前我带她去汉口我妈家吃过饭。”她很惊惶。“不管怎样,戴好口罩去医院。”我回复她。 她随即跟公司请假回家,和老公一起带孩子去最近的亚心医院。这家位于沌口的定点医院,人并不算多。医生告诉她,木木感染了甲流和肺炎,并非新型冠状病毒,但仍建议去金银潭医院住院治疗,“亚心医院床位已满,不能收治”。她打电话过去,接通的值班人员告诉她,金银潭也已经满了,劝她去发热门诊。 无奈之下,他们驱车去了协和西医院。经历了挂号和漫长的排队之后,这家定点医院仍以床位已满为由不收。

“医院现在都不救人吗?武汉怎么了?我该怎么办?”她在电话里带着哭腔。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她第一次感觉慌乱和绝望。“你打市长热线投诉,不行找媒体投诉。去省妇保看看?”焦躁中,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她的医生朋友建议她去儿童医院碰碰运气。 下午五点多,她终于在儿童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他们也可以拒收,接诊的老医生心善。”她说,“武汉已经‘兵荒马乱’了,你别回来了。” 我立即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们,事情可能很严峻了,建议他们到杭州来过春节。“我们可以不接触任何人,直接到医院先做筛查隔离。”我说。他们已经从农村返回武汉。“现在全国哪里人都看武汉人是恶狗子,我不去杭州。”我妈在视频里说,连连摆手。“陈静的父母都在湖北,她也不可能走,我就更不可能走。”余俊强调。 第二天凌晨两点,武汉宣布封城,进入“战时状态”。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想去汉口火车站碰碰运气,一排持枪的士兵对他进行了劝返。 “我在武汉三十多年,从没有遇到这种事。”我爸很困惑。封城的举措、飙升的感染人数、社交媒体上的小道消息,混合成一种粘稠情绪,既迷茫又恐慌。原本计划得满满当当的家族聚会,在除夕前一天全部取消。 当天,所有从杭州发往武汉的高铁、动车、航班都已经停了。我试图购买从上海飞往武汉的航班,支付之后系统自动退票。 我回不去了。

4 万幸,家族里的亲人、朋友,暂时没有人出现不适。我爸说这是一场发生在微信群中的疫情。大年三十晚上,我妈在视频时调侃我:“武汉现在是战地了,你回来可以实现当战地记者的理想。” 战场终于在除夕也延展到了老家大悟,村里开始宣传防疫。村干部每天敲着锣,拿着喇叭劝大家不要聚会,不要拜年。出村的路口,都设有检查站,量体温,询问病史,阻止村民走动。 在这种安静地有些压抑的氛围里,我妈有一丝窃喜。她漂泊在外的儿子终于可以长时间在家陪她,每天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早中晚餐,一起追剧。 正月初一晚上,我爸告诉我,我们家小区东边,救护车来拉走了一个人。“潜伏期那么长,我们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上。”余俊说。“我们小区这么大,一两个病人不是很正常吗?”我妈宽慰大家。 “你也别说你是武汉人,免得有人报警抓你。”她转过身对着镜头说。 一些令人感觉慰藉的故事也在我们身边发生。一位毕业于武大医学院的朋友,以个人名义在微信群里筹措了3万元,找到一家口罩生产厂商,订购了一批KN90的口罩。因为进武汉的包裹限制在3公斤以内,这批口罩被拆分成七八个小包裹;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在汉口做建材生意,大年三十晚上,他公司的司机自愿去咸宁托运给医院的口罩;同门师兄新婚的妻子,是同济医院医生,怀孕不久,此前一直喊累想辞职,疫情发生后,她再也不提,每天去医院上班…… 更难熬的尚未到来。“如果十天半个月甚至更久不能出门,那就蛮难了。”余俊坦承。2019年下半年,他经历过城市漫长的交通瘫痪和学校停课。他的同学中,有人因为精神压力太大,在自己身上挠出一道道血痕。 按照最新的规定,在武汉,私家车也不能开了。小区有人确诊之后,湖边散步的人越来越稀疏。每天天空都是灰蒙蒙地,飘着冷雨。我爸觉得憋闷的时候,就去阳台抽烟,对着窗外的树发呆。余俊的剃须刀电池没电,一直不敢下楼去买,据说附近商场有确诊的患者。

疫情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封城何时可以解禁?一时半会儿没人能给出确切答案。每天确诊人数仍在攀升,划出一条陡峭的曲线,身处暴风中心的汉口,他们将如何熬过未来的日子?暂时也没有答案。 几天前,我和朋友聊起“非典”。当时他在天津上大学,学校停课封校。最难熬的日子,他和舍友做了6只风筝,各自写上自己喜欢的女孩的名字。有一天,他还在空荡的操场,看到一对情侣。他们隔着栏杆,摘下口罩亲吻。 人不是孤岛,而生活又永远是悲欣交集的。 期待樱花盛开时,疫情平息,我可以摘下口罩,回到生我养我的城市。早晨醒来,趿着拖鞋下楼,去到小区门口的早点摊,“拐子,来一碗热干面,再搞碗蛋酒。”边吃边赞叹“蛮好喫”。 我们一大家人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大年三十下午,堂嫂感觉有些腹痛,堂哥送她到县城的人民医院住院待产。家庭群里,所有人都在等待新生命的到来。我妈打出一行字:“小庞不要怕,有医生在,你们一定会母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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